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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35年，冯友兰到牛津、剑桥，发现英国大学“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，而在于训练学生怎样生活，生活包括玩耍，明显一点说，就是教学生怎样享福。这是封建贵族传下来的风气。”（《三松堂自序》）80年后，BBC记录了到英国支教的中国中学教师的课堂遭遇，似乎印证了冯友兰对英式教育“享福”的观察。而最近，香港知名补习社开出8500万港元的年薪招募补课教师，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：所谓的英式教育没在香港生根，开花结果的反而是应试教育。

  香港实行小学六年、中学五年、预科一或两年、大学三年的英式教育制度。香港的大学基本采用英式教学体系，全英文教学。学生的会考成绩，可用以进入与英国教育体系互认的所有国家的大学。英国人留下了制度，却改变不了亚洲人的文化。

  英国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有很大不同，英式教育到底是冯友兰说的那样“教享福”，还是如中国教师所说本质上也是“考试工厂”，姑且不论，根据香港人自己的经验总结，英式教育注重训练冯友兰所说的“怎样生活”，或者“怎样生存”。一位香港市民最近在大公网刊文题目就是《英式教育》，文中说，美式教育注重启发，英式教育以严格为特点，较善于培养医生、律师等专才，这些专才谋生没问题，但挣的是辛苦钱，没一个像库克、扎克伯格那样善于创新，甚至连中国的马云、马化腾也比不上。“你举个英国IT名人的例子来听听！”

  在香港高速公路旁耸立的广告牌和商场的外墙上，明星家教的广告比比皆是。当地的名师们几乎都是年轻人，魅力四射，而且身着流行明星们穿着的设计师品牌时装。很多补习天王都拥有其自己的音乐录影带，甚至文件袋和便利贴这类衍生产品。这次获高薪挖角的林溢欣，是星级中文科导师。与内地的补课教师不同，他要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吸引粉丝，要同乐队合作，翻唱K歌拍MV。

  补习社的营销和内地的新东方类似，香港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表示，“我曾听说过一些‘补习天王’告诉学生，只要他们记住50个精选的单词，就能在英语考试中脱颖而出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些都是噱头。”

  高薪在香港补习界并非新闻。2006年，一位香港补习明星因为违约官司，被现代教育和英皇教育两所大型补习社追讨近3500万港元，令人瞠目。

  香港的补习产业庞大，2012年教育学院的调查便指出，逾半的中三学生都有补习，到了中六，比例更升至72%。香港学生一年的补习开支，达到数十亿元。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数据显示，近四分之三的香港高三学生都或多或少接受校外补习服务。不过，这也是亚洲人的传统。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称，韩国90%的小学学生和中国74%的小学学生都参加过私人补习班。韩国政府甚至一直努力抑制私营教育市场的发展，也难以见效。

  补习风潮的幕后推手似乎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大学入学机制。香港的公立大学系统仅可容纳约18%的当地高中毕业生，而这一数字在近20年中没什么变化。尽管之后连同自资学位、到海外留学等，已有超过4成的学生能成为大学生，甚至其他大批学生可修读副学士成为大专生。可是，大家所追求的，早已不是只取得大专学位般简单，而要争相抢入名校。

  相对来说，内地的名校入学虽然也竞争非常激烈，但由于实行教育普及，大学入学率远高于香港，名义上，公立编制教师也禁止补课。从学生在补习上的人均花费来看，香港、韩国都远高于内地。

  表面上，英式教育在香港遇到了水土不服，但就教育目标来说，却是达到了“训练怎样生活”。一个段子很能反映问题：香港某大学教授指责，香港的大学商业气息太浓，校园里搭讪，十有五六是会计金融法律的；餐厅电子屏都是全球股指、外汇牌价。他认为这太浮躁，不及清华北大有文化，对比就是：在清华你每次进校门，保安只问你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：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到哪里去？极具文化内涵！

  同别的中产阶级一样，香港的补课教师挣辛苦钱，上班时间长，收入差距大，竞争异常残酷，要面对缺乏社会保障的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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